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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瓷涌入 造假泛滥:中国瓷的神话早已破灭了吗?

发布时间:2018.10.06 游览热度:

  按:在景德镇周围一带的田地里,到处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。这些瓷片有些被当地居民挖出,卖给古玩商,再辗转到了各路陶瓷爱好者的手中;另一些则被漠视或忽略,和野草、垃圾一同留在了原处。制瓷人涂睿明常常在散步时捡到这些瓷片,虽然大都不值钱,在他看来却满是历史的印记。从这些瓷片里,他看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瓷器史。

  我们向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瓷器为荣,甚至暗自将之当做某种独具代表的辉煌或荣耀,毕竟,中国与瓷器的英文单词拼写都是一样的。然而,在这份怀旧情绪和民族热情背后,瓷器史上有激动人心的辉煌历程,却也有着迷雾浓重甚至危机重重的时刻。晚清以来,欧洲瓷业虽然还未能对中国瓷业造成重大影响,但中国瓷器也很难再大量销往欧洲,更不必说受到追捧。中国瓷业的神话早已破灭,“中国风”甚至早已是保守没落的象征。到民国时期,中国瓷业面对西方瓷业的大举入侵,已毫无招架之力。涂睿明过去丝毫未曾怀疑蓝边装饰是一种中国符号,然而查证便知,蓝边碗的的确确是舶来品。在1930年,中国瓷器的进口第一次超过了出口。在这番危机之中,有一类瓷器却大放光彩——那便是仿古和造假。究其缘由,一方面,人们对古物的追捧常常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;另一方面,古物既少,国内外对之需求却大,仿造之风由是长盛不衰。涂睿明写道:“虽然这种现象在各国都不罕见,不过仿古造假市场之完备、发达,全世界难有与中国相提并论的……”

  在洋瓷物美价廉、景德镇窑业凋敝之时,当时的人们认为,对传统制瓷行业进行现代工业化改造是唯一的出路。“人们在意的是瓷器的洁白、器形的规整,质地的坚硬以及价格的低廉,而并不在乎是否手工制作,其中是否饱含了匠人的技艺与情感。”尽管西方从19世纪末依然开始反思工业化的恶果,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新发现和肯定手工艺的价值。景德镇这个在数百年间为全世界提供最优质瓷器的江南小镇,到1949年时,仍在勉力烧造的瓷窑,仅剩8座了。景德镇的道路、机会和未来在哪里?涂睿明这部从瓷片里捡来的瓷器史,写到此处戛然而止——他停在了一个中国瓷窑深陷黑暗的时代,停在了关于工业化和手工艺的抉择之中,也停在了重新审视景德镇与中国传统手工艺历程的客观态度上。

  经出版社授权,界面文化(ID:Booksandfun)从涂睿明《捡来的瓷器史》一书中节选了尾声的章节,以飨读者。

  《捡来的瓷器史 · 路在何方》(节选)

  一、被视为中国元素的蓝边碗实际上是舶来品

  一提到蓝边碗,人们心中必然泛起中国式的怀旧情绪,一个时代的记忆,总会寄存于一些器物之上。我过去丝毫未曾怀疑蓝边装饰是一种中国符号,直到2017年年初在电影院中看到《间谍同盟》中的一幕:布拉德·皮特与玛丽昂·歌莉亚在一处咖啡厅喝咖啡,所用的杯子,正是蓝边的样式。影片中的这一幕,发生在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。从杯子蓝边的色调和瓷质的白色可以判断,产地不是景德镇——因为蓝色过于鲜艳,在景德镇的瓷业史上从未有过。只有使用现代工业的化学原料,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色调。而瓷器的白色,也完全无法让人将其与玉联系起来,质地上与景德镇瓷大不相同。

  如果说蓝边的装饰源于中国,那么电影这一幕中使用的瓷器便是对中国风的又一次仿造,意味着20世纪初的中国瓷器再一次受到了西方的广泛欢迎并被模仿,这太不可思议!晚清以来,欧洲瓷业虽然还未能对中国瓷业造成重大影响,但中国瓷器也很难再大量销往欧洲,更不必说受到追捧。中国瓷业的神话早已破灭,“中国风”甚至早已是保守没落的象征。到民国时期,中国瓷业面对西方瓷业的大举入侵,已毫无招架之力。

蓝边碗

  难道被我们视为中国元素的蓝边碗,居然是舶来品?我们关于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,竟然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遗迹?

  不幸的是,的确如此。

  在1920年出版的《景德镇陶业纪事》中,有这样一段详尽文字:“人民喜购外货,如中狂迷,即如瓷器一宗,凡京、津、沪、汉以及各繁盛商埠,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,如蓝边式之餐具杯盘及桶杯式之茶盏,自茶楼、酒馆以及社会交际场所,几非此不美观,以至穷乡僻壤、贩卖小商,无不陈列灿烂之舶来品瓷,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。”

  洋瓷入侵,势不可挡,甚至成为时尚,为国人所追捧,进而成为景德镇模仿的对象,最后倒成为时代象征、民族记忆。虽然历史上景德镇瓷业长期大量吸收外来文化,但始终是以强者的姿态将外来文化消化,再转化为自有产品,反过来又对外部的世界产生影响。但这一次,却完全以山寨的方式,被动成为西洋瓷业的附庸。

  更为严重的是,贸易迅速恶化的程度,远比想象还糟。

  1930年,瓷器的进口第一次超过了出口。并且瓷贸易的逆差在未来的数年间还在迅速扩大。仅在第二年,出口就从1930年的256万两白银减少到171万两,减少了33.2%。中国——这个以瓷器命名的国度——的瓷业,彻底败给了西方瓷业。

  中国瓷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

  出人意料的是,危机之中,有一类瓷器却大放光彩,只是这类瓷器的销售,却并不怎么光彩。

拉胚成型,瓷器塑形的重要步骤

  二、造假源于仿古传统,制瓷业首当其冲

  产品市场不振,民间力量四处突围寻找出路,造成了很多意外的结果。

  16世纪以来,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,“中国风”风行世界。当时欧洲人的兴趣大多集中在日用器皿(即便这些器皿很多从不会被使用而仅仅用来展示、炫耀或者收藏),但仅仅是高档商品,普遍与古董无关。随着欧洲瓷业的兴起以及中国瓷业神话的逐渐破灭,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表现一路下滑。民国时期,中国陶瓷产业彻底被欧洲瓷业击溃。但此时,欧洲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渴求却迅猛增长,这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一种重新审视与发现。事实上,这个过程,早在清代晚期便已开启。

  1868年,英国医生史提芬·布绍尔被派往中国,作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大夫。他同时还接受了一份委托——收购中国工艺品。委托方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,当时还叫南肯盛顿博物馆,落成仅仅11年。布绍尔在中国工作了整整30年,诊病之余研究中国文化,成为专家,退休之后回到英国出版了上下两册的《中国艺术》,大受欢迎,20年之内竟重版了6次。他为博物馆收购了大量的中国工艺品,其中大部分是瓷器。1882年,博物馆支付他500英镑,而他为博物馆交付了253件(套)工艺品,其中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的瓷器,部分还出自官窑。除了瓷器,布绍尔本人还收藏了不少商周的青铜器,回国之前,他一并转让给博物馆。不过后来发现,这批青铜器,绝大部分都是赝品。

  这不过是众多真真假假文物外流的一部分。欧洲人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渴求,无疑对造假行业是个极大的刺激。

  但造假行业由来已久,并非因为欧洲人的需求而产生。在中国,造假源于仿古的传统,其中,制瓷业首当其冲。

  明代万历朝有一位制瓷名家叫周丹泉,痴迷制瓷,尤精仿古。某时,他听闻常州一位藏家得一宋代定窑瓷鼎,珍贵异常,专往拜会借观。藏家将鼎示之,周丹泉摩挲把玩良久,赞不绝口,旋返。半年后再往,他见到藏家,自言亦得一鼎。藏家难以相信,周于袖中取出,与其收藏相较,样式、纹样、色调、大小、重量以及老旧的程度,分毫不差。藏家惊叹不已,问从何得来。周如实相告:“上次借观之际,心摹手追,将大小、样式、重量、纹饰种种细节暗记于心,回去之后认真仿制,得此。”

 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,虽然不可全信,但也反映出中国人仿制古瓷之盛。关于仿古,非但中国古代文人多有记述,外国人竟然也有记载。

  三百多年以前,利玛窦写道:“某一回有尊圣母像掉在地上摔碎了,若是换在欧洲,价值就会全毁,但是在中国反增不减。碎片黏合之后,模样反而看似古物,比整器更值钱。”

  这背后,反映出人们对古物的追捧,常常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。但另一面也是市场的规律,古物既少,需求又大,仿造之风于盛。虽然这种现象在各国都不罕见,不过仿古造假市场之完备、发达,全世界难有与中国相提并论的。

  民国时期,传统与现实需要的交会,本地与外国需求的增长,大大刺激着仿古瓷行业的神经,使得瓷器造假的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其中一项特别的造假工艺,令人匪夷所思——这项工艺叫接底。今日的鉴宝类节目,不断上演这样的场景:嘉宾走近,拿起藏品,懂行或不懂行,都要翻过来仔细观察底部。如果去潘家园这类古玩市场,也是屡见不鲜,好像大家都知道底部藏着什么秘密,一旦发现,便可以揭开全部谜底。不过,对于一件瓷器而言,最光鲜最丰富的信息还在器物的主体:画的是什么?画风对不对?画工好不好?器形是否准确?釉面是宝光还是贼光?……诸如此类。而底部看上去就显得单调,但为何人们对其如此关注?

  答案是因为底部包含了诸多特殊信息,对于判断一件瓷器的真伪至关重要。

  瓷器表面覆着一层釉,瓷胎上的信息都被掩盖,而大部分瓷器底足的一圈没有釉,通过底足就可以得到胎体最直接的信息。底部常常还有款,比如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底部书写“大明成化年制”六字,“大明宣德年制”“大清康熙年制”也是如此。而民间的做法更为随意,有时只是画一片树叶,有时画个圈并不写字。明代末期的一些瓷器却写宣德、成化,清代还常常写明代年号。这其中都包含种种重要信息。此外,底部一些工艺上的细节、特征以及手工留下的痕迹,也能够成为判断一件瓷器制成年代的依据。

  正因如此,古玩行里特别重视观察底部,而看底又须将整件瓷器翻过来,动静不小,像是个精彩的广告,让路人皆知。

  瓷器底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:一件瓷器,底部是最不容易受损的部分。因为一来要做支撑,所以会比较厚,二来所占的面积与体积都比较小。所以多数情况下,瓷器即使破损严重,底部却常常保存完好。今天景德镇的古玩市场上,常常可以看到大量宋代和明清的瓷器碗底,经过打磨,被当成盖置或者杯托,卖给对古代瓷器感兴趣的人们,价格低廉。

  这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。试想,如果有一件宣德官窑的碗底,将仿制了碗身的部分接上去,藏家拿起来看底,碗底本来就是真的,上当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。但这有两个极大的技术困难:一来瓷器烧造有很大的收缩性,要想烧制出一个与碗底能完美地搭配的碗身,极为不易。有如今天你失手打破心爱的瓷壶壶盖,想要重新配上,专业人士一定会建议你买把新壶。

  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。另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才让人望而却步,即如何才能让人看不到接缝?

  这些困难,居然都让造假高手一一攻克。基本的方法是先仿烧几件完整瓷器,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件把底切掉,将切口的内壁磨平整,再将老底对应边缘磨平与切口刚好吻合,然后塞进瓷器底部粘好,严丝合缝,完全不露痕迹。即使你知道这是一件接底的器物,仔细看都未必能找到接痕。

  接底工艺仅仅只是造假之冰山一角。民国时期,仿古与造假极盛。不过造假虽然兴盛一时,但既见不得阳光,与产业相比,体量又微乎其微。只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,传统手工制瓷工艺,倒是由此得以传承和保留。

  不过,即便是传统工艺本身,此时也同样面对巨大挑战。毕竟,对于世界陶瓷工业而言,传统制瓷工艺的某些部分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,特别是釉的配方与烧成的原理,已是公开的秘密。在传统手工工艺体系之中,到底还有多少“不传之秘”?

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镇馆之宝

  三、外国瓷器物美价廉,中国窑业路在何方?

  外国瓷业大举入侵,究其原由,在其物美价廉。价廉自不需解释,所谓物美,却非指美观,而是瓷器的质量。

  工业化利用现代工业机械大大提高生产效率,得以实现大规模生产,产品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,品质也随之提升,在各项工业指标上,远远超过普通的手工产品。比如瓷器的洁白度、器形的准确性、质地的坚硬度。

  这无疑是工业化生产的巨大优势,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,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。

  此时景德镇窑业凋敝,自身已经无法组织大规模生产,根本无法与洋瓷抗衡。在当时的人们看来,对传统制瓷行业进行现代工业化改造,已然是唯一的出路。

  1935年,江西光大瓷业公司从日本进口了一系列窑业设备。其中新式的窑炉有4种,共10座。而其他制瓷的各种设备包括碾磨机、球磨机、搅拌机等十几种。这家公司于这一年刚刚成立,是一家股份公司,总股本100万银元,而其中20万银元是由江西省政府出资。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占了20%的股份,是一家官私合营的企业。只不过官方的股份不占多数。不过这家公司的前身却刚好相反,虽然也是官私合营,但官方却占主导。那就是江西瓷业公司。江西瓷业公司几乎可以看成官窑的某种延续,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,也的确有这样的倾向。但对一家公司而言,能够烧制出高水平的手工制瓷器,却完全无法扭转败局,因为产量实在有限,价格又太过高昂,而从产品质量的角度,与西方工业化产品相比,也难称有什么优势。人们在意的是瓷器的洁白、器形的规整,质地的坚硬以及价格的低廉,而并不在乎是否手工制作,其中是否饱含了匠人的技艺与情感。

  工业文明的巨浪势不可挡。事实上,1935年光大瓷业公司的转变,只不过是民国时期各地以工业化发展陶瓷产业的种种努力之一。但令人遗憾的是,这家公司还未来得及开始生产,就因为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停止。各地的努力,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  中国窑业,陷入沉沉黑暗。

  本文书摘部分与图片节选自《捡来的瓷器史》一书,经出版社授权发布,较原文有删节,小标题为编者自拟。